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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阿德勒的童年

阿德勒可以说从一出生就注定了与一个比他年长， 似乎总是比他更引人注目、讨人喜欢的兄长竞争的命运。阿德勒在1870年生于一个殷实的犹太商人家族，是家中的老大。上有一位大他两岁、聪慧可爱、善解人意、处处引人注目的哥哥，碰巧与弗洛伊德同名，也叫做西格蒙德。西格蒙德学业、事业一帆风顺，后来成为极其成功的实业家。他也似乎一直是个慷慨体贴的兄长，从小到大，十分照顾弟妹。

但是在这样一个人见人爱的兄长的阴影下长大，想必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阿德勒从小体弱多病，两岁时因为脊椎骨结核行动不便；看着他健康的哥哥又跑又跳、自由自在，嫉妒可知。三岁时，亲眼目睹他刚出生的弟弟病死，更加深了他对生命脆弱的恐惧。在他或许不见得准确的童年记忆里，这之后他又经历过两次差点丧命的严重车祸。到了五岁时他因肺炎住院，药石无效，早已被放弃了，却因为一位年轻医师的坚持与细心照顾，而奇迹般活了下来。在阿德勒的记忆里，他从那一刻起就打定主意，一生要以行医为志业，救助自己，也救助他人。

这些童年的记忆是不是都是事实呢？阿德勒相信并不见得如此。他曾经清楚记得，六岁的时候，他因为每天上下学都得走过一大片坟地，深陷于极端的恐惧里，直到有一天，他下定决心，一个人到坟墓堆里爬上爬下，直到精疲力竭为止，从此他对坟墓的恐惧消逝得无影无踪。多年后他偶然与一个小学同学提起这件事，同学说学校旁边哪里可能有坟墓？经朋友这么一说，他又回去从旧居到学校来回搜寻，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半个坟墓。虽然他由此了解这童年的“记忆”并不是事实，但是这“记忆” 本身的威力之大，却还是毋庸置疑。因为自此之后他就再也不怕坟墓了！

二、异国恋情：一生的爱情长跑

虽然阿德勒一生努力远离政治，但却因早期对社会活动的参与而结识他终生的挚爱，也可能是他人生里两个最令他头痛的人之一，他的妻子莱莎·提摩菲弗纳·艾波斯坦。莱莎来自一个富裕的俄国犹太家庭，却为了教育而远离故乡与家人，独自跑到瑞士苏黎世念大学。不久她因参与妇女解放运动而来到维也纳，在那里遇到阿德勒。阿德勒对她一见钟情，紧追不舍，两度远赴莫斯科，终于说服了她与她的家人，让他们在一八九七年结婚。

但是他们的婚姻生活却似乎是充满波折的。莱莎是一位独立自主、个性极强、充满理想、勇往直前的女人。在维也纳，她积极主导妇女解放运动，并与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的领导人多有来往。因为她的关系，阿德勒与后来苏联的“红军之父”——托洛茨基过从甚密，在托洛茨基流亡维也纳的七年之间（1907-1914) ,两家常常共度愉快的周末。阿道夫·阿布莱莫维奇·越飞， 另一位苏联革命者，也一度因药瘾问题成为阿德勒的病人，并跟随他学习精神分析学。

尽管有这么多的接触与机会，阿德勒却始终坚持不参与政治，也因此常导致莱莎对他不满。除此之外，莱莎对维也纳及婚姻生活的适应似乎也颇有一些问题。她是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可是不重服饰、粗枝大叶、快人快语，经常在不知不觉中得罪人；她又常对阿德勒维也纳式的委婉圆滑不满，认为他说话含糊不清，故意误导她。一九一四年莱莎带着四个子女“离家出走”，回到莫斯科的娘家。不幸的是，不久后奥匈帝国的皇太子被枪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帝俄与奥地利成为交战国。阿德勒急电要求他们回归，却又不敢明言理由，顿时被莱莎回绝。等到真正开战时，道路已然阻绝。好不容易等到莱莎得到沙皇特许，带着子女回维也纳与阿德勒团聚时，已是五个多月后的事了！

阿德勒的子女当中，二女儿亚利山卓·阿德勒及独子柯特·阿德勒都是精神科医师，也继续发扬光大其父之学说。亚利山卓尤其杰出，在创伤后症候群之初期研究上有重大贡献。大女儿瓦兰婷·阿德勒则跟随其母二十一岁就加入共产党，并与匈牙利共产党人裘拉·萨斯结婚，一九三三年由德国“投奔”苏联与其夫会合，一九三七年夫妻双双被指控为托洛茨基派而流放于西伯利亚之古拉格（gulag) 劳改营，死于刑役期间。

尽管阿德勒与莱莎的人生旅程上有那么多挫折，两人性向上的差异也不断造成摩擦，但是他们似乎一直都能够互相敬重、互相扶持。较之荣格的绯闻不断，及弗洛伊德与其妻玛莎之间婚姻关系的僵化与疏离，他们的婚姻可以说是相当成功的。

摘自：

《受伤的医者》中国法制出版社  林克明 著